生产疫苗劣药仅罚340万！你我习惯了吗？

水梦家园

昨天带女儿去打疫苗，一条一条翻看小绿本上的接种记录，赫然发现今年4月打的水痘疫苗就是“长春长生”的，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从2017年10年，因“白百破疫苗劣药案”被立案侦察，到2018年7月15日又因“狂犬病疫苗造假案”被调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春长生”），在疫苗生产上可谓劣迹斑斑。

    看着女儿接种的“长春长生”生产的水痘疫苗，我顿失安全感，这家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就已两次“被发现”违法，那没发现的呢？打进我女儿身体里的那0.5ml水痘疫苗，是否属“没发现”的？

    在“狂犬病疫苗造假案”曝光后，一位儿科医生评论说：“关键是能一查到底，包括相关人员和监管机构！只有真正做到对这种违法犯罪零容忍，而且罚的造假之人倾家荡产、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才能真正起到警示、震慑作用！另外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真正的差距是核心技术还是核心意识——诚信和敬畏！”

    然而，就在狂犬病疫苗案曝出的三天后，这家惯犯的“白百破疫苗劣药案”处罚出来了：25万支疫苗不合格，罚款344万。

    344万是多少？据该公司2017年年报，营业收入为15.39亿元，净利润5.87亿元——344万，仅仅是不到3天的净利润，而已。

    又是一个“罚酒三杯”！

    就连坐实“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按劣药论处”都尚且如此，那么对目前还在辩称“只是生产记录造假”，疫苗安全性没问题的狂犬病疫苗案，将会如何？吃瓜群众洗洗睡吧。

    而无法一洗了之的，是公众对疫苗的信心。

    我知道，没有100%安全有效的疫苗，哪怕是经历60多年的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糖丸，依然可能会出现负作用而导致个别孩子患上小儿麻痹症。在这个问题上，我愿意相信，凡是被被正式批准上市，允许大规模用于健康人群的疫苗，一定是经过严谨的科学试验并被验证安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疫苗安全性的验证交给科学家。

    疫苗在很多国家被称为是PopulationHealth（人口健康），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但疫苗打在我女儿的身上，就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1955年美国脊灰疫苗的“卡特惨案”给民众带来的阴影，半个多世纪都未消散，如今，我们这些中国的父母，身处国内一而再再而三的全国性疫苗安全事件之中，如何谈信心的建立？在生产企业被发现造假或有问题疫苗的冰山下，有多少“没发现”的冰山？ 同一个企业可以一而再地作恶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相信谁能帮我们验证疫苗的生全生产？作为一名母亲，也是医疗行业从业十几年的记者，我不知道答案。

    还记得2016年举国震惊的山东非法疫苗销售案吗？主案犯庞红卫、孙琪母女二人，自2010年以来，从上线疫苗批发企业及其他非法经营者处非法购进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近80个县市。

    实际上，这个庞红卫曾在2013年就因非法经营疫苗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也就是说，虽然被判了3年，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关进监狱服刑，而是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一样生活，只是定期去“报个到”而已。然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庞红卫这5年的缓刑期间，根本是在继续作恶，三年后再次东窗事发，终于被判有期徒刑十九年，被关进了监狱。

    我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这对母女作恶的终点，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国内生产和销售问题疫苗的终点，长春长生的两次问题疫苗事件就是明证。

    根据微信公众号“兽楼处”的一篇文章《疫苗之王》中所说：

    2018年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国家药监局马上对长生生物进行飞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局收回长春长生的药品GMP证书，长春长生主动召回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在对长生生物调查的时候，吉林食药监管局“顺手”对其两年前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2017年11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接到报告，在抽检中发现长生生物一个批次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接种后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免疫效果。

    这时25万支疫苗已经全部销往山东，打入25万多名儿童的身体。

    8个月过去，吉林有关部门行动迅速，没收了库存的186支疫苗，对长生生物罚款300多万。

    186支，长生生物的库存真多啊。300万，处罚力度真大呀。

    于是很快有了第二次造假。

    短短三年时间，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的市场占有率，就从不到4%上升到28%，成为中国第二大狂犬病疫苗供应商，正在威胁行业霸主成大生物的市场地位。

    为什么同样的犯罪行为，在同一个人、同一个企业身上屡禁不止，罚一点钱、拘几天、甚至关上几年，出来之后继续作恶。

    是谁给了他们继续作恶的机会？生产了“白百破疫苗劣药”的长春长生，为什么还有造假狂犬病疫苗的机会？

    而更让我们无可奈何的，不仅是340万罚款，还有面对该处罚，长生生物在这份公告中所说：“目前，公司百白破生产车间已经停产，公司正积极研究百白破组分疫苗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联疫苗。”

    没错，它还有机会。

    我们似乎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又有大案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发问，周而复始，没有终点。每一次当新闻的三分钟热度过后，大家也就以“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为名，放弃了追问和关注。我想，你我似乎都患上了一种“习得性抑郁”——当一个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失败后，他（或她）将停止这种尝试，然后像一颗命运的棋子，任人摆布，无助而抑郁。

    曾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动物试验，心理学家在实验室中，把狗放在一个箱子里，箱子由隔板分割成两部分，一边通电对狗进行电击（当然，这种电击不会伤害到他），“可逃脱”组的狗，只需越过隔板跳到箱子的另一边即可避开电击，而“不可逃脱”组的狗隔板是无法越过的。结果，“可逃脱”组的狗，很快就学会了逃脱行为；而“不可逃脱”组的狗，在经历了无法逃脱的电击后，变得对电击漠然无感，甚至把隔板松开，它们的环境变成“可逃脱”时，他们也不再逃脱——它们已经先前的电击经历中懂得自己的行为不能改变电击的结果，即便它们有能力逃脱时，也不会做出努力的行为，它们放弃了逃脱，习得了无助感。

    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致力于增加我们对个人控制力在生活事件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这种习得性抑郁，最典型的社会现象就是恐怕袭击引发的大面积恐慌和之后的“反恐战争”。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对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心理上的影响在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蔓延。

    同样，在疫苗的安全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老生常谈之后，当知道无法改变现状之后，变得无助和漠然。相比医学史上其他科研取得的成就，疫苗研究对人类生命的贡献要大得多，我们多希望能够相信疫苗的安全。可是我们如何走出无助和漠然，对疫苗重建信心？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1955年美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卡特惨案”对美国的改变。

    每一个为生命和健康而付出的代价，都应该被铭记，而最好的铭记就是让悲剧永不再重演。

    奥菲特博士说：任何医学上的进步都会伴以挫折，甚至一些人的牺牲。但是，人出于一己私利造成的灾难应该通过政策制度的完善来避免。

   

    以下内容，摘自百度新闻实验室（ID：baidunewslab）

    （编译&编辑：邵琦）

    1955年4月12日，被誉为“救世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经过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学试验“索尔克疫苗试验“之后，被证实为安全有效，并马上在美国正式投入临床使用。然而，在索尔克的疫苗宣布安全的几周后，出现了超过200例脊髓灰质炎患者。1955年4月24日起，公共卫生官员不断收到报告：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瘫痪甚至死亡。所有患者接种的疫苗来自同一家公司——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

    时任卫生局局长谢勒要求卡特实验室召回所有尚未使用的疫苗，并派出了几位专家前往伯克利，与卡特实验室的高层一起复查该公司的生产记录。5月8日，谢勒命令暂停注射所有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重新审查全部六家生产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官方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卡特实验室生产的120000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中病毒没有被妥善消灭。实验室一共生产了8批针剂，其中两批中的病毒不知为何抵挡住了旨在消灭它们的福尔马林的侵蚀。

    保罗·奥菲特（Paul Offit）博士在其所著《卡特事件：美国第一支脊髓灰质炎疫苗如何导致疫苗危机》（The Cutter Incident: How America""""s First Polio Vaccine Led to a Growing Vaccine Crisis）中提到，这起悲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客观上，由于时代局限，当时针对病毒活性的检测技术尚不完善。主观原因则是，卡特实验室在疫苗制造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守当初签署的索尔克安全生产协议，这是该公司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在发现问题之后，卡特实验室没有向有关部门通报，最终酿成了大祸。

    “卡特惨案”是美国制药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卡特实验室因此被起诉，法院责令其向脊髓灰质炎受害者支付赔偿，因其违反了“疫苗安全”的保证。从此之后，此公司再也不能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在20世纪70年代被世界上第三大制药公司：德国制药巨头拜耳接管。迫于舆论压力和诉讼之争的其他疫苗生产企业纷纷退出疫苗生产市场。

    有关方面很快改进了疫苗的生产规章。为了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们要求生产商遵守更严格的监测标准。与此同时，他们还引入了灵敏度更高的安全测试，并改进了记录的方法，防止错误被掩盖。所有批次的疫苗都必须有记录，而不光是那些通过了生产商检测的批次。

    国立卫生研究院将所属的生物制品控制实验室升格为下辖7个实验室，具有独立实体地位的生物标准部，并促使了疫苗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兴起。

    疫苗安全永远不是绝对的，即便在美国，也非百分之百的安全。但如今，美国在疫苗研制、生产、运输、储存、使用及反馈等各个环节都有了一套完备的监管制度：对企业风险分担，征收疫苗税金成立救济基金；对个人承担救济责任；政府自身也建立了强大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最后，用奥菲特博士书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任何医学上的进步都会伴以挫折，甚至一些人的牺牲。但是，人出于一己私利造成的灾难应该通过政策制度的完善来避免。

    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这起疫苗事故造成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公众信心恢复缓慢。